意见领袖丨赵建
有闲阶层是一个社会进入富裕阶段后必然出现的一个群体，对创造内部需求，消化冗余产能，引领消费潮流，促进国内大循环有明显的作用。柏拉图说，闲暇是人生的精华。一个国家的闲暇时间加总，同物质财富一样也是国家的财富。它不仅仅创造增量消费，还会创造大量看似无用之用的艺术创作、基础研究和重大发明。只有闲暇，才会产生真正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如果一个社会的人们普遍没有闲暇时间，每时每刻都在为生存奔波，就很难有想象力和创造力。
有闲阶层的出现和崛起，也是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它代表着一个经济系统的自由现金流，更代表着“自由时间流”。对消费来说，它是收入和时间的双重函数，没有时间支持消费过程，有收入也没用。从宏观经济循环的角度，有闲阶层相当于经济的润滑油，相当于生态体系的“湿地”，起到调节和缓冲经济冲击的作用。比如，房地产深度调整作为一个重大冲击，整个经济如何来缓冲这个危机，要看有闲阶层的消费能力，来对冲它对内部大循环的负面影响。
资产泡沫和有闲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的升值与泡沫化创造了“有钱的有闲阶层”，对应的消费标的就是奢侈品、豪车等财务炫耀性商品。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的贬值与去泡沫化，产生了失去就业和生意机会的“贫穷的有闲阶层”，对应的消费标的就是花钱少、容易打发时间的廉价商品和服务。这种与金融资产和经济周期相联系的有闲阶层行为变化，是理解中国经济当前消费新特征的重要视角。
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有闲阶层也会引发一些争议和矛盾。在传统的观念里，有闲阶层代表着无所事事寄生虫式的食利阶层，依靠财产性收入或转移支付，意味着对剩余价值的攫取，这是社会主义理念所不能理解和允许的。凡勃伦所批判的有闲阶层的“炫耀性消费”，在自媒体数字传播时代会引发严重的社会舆论压力。
炫耀性消费是有闲阶层消费行为的独特特征。年老的有闲阶层，炫耀的是时间自由和奢侈品。年轻的有闲阶层，炫耀的是个性和张扬。谷子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炫耀式消费。为争夺一个Labubu大打出手，到各地网红打卡地打卡展示，炫耀的主要是时间自由，只有有闲才能做得到。泡泡玛特、蜜雪冰城、老铺黄金三大消费独角兽的崛起，背后的社会基础是有闲阶层的崛起。前两者代表的是年轻一代有闲阶层，老铺黄金代表的是成熟有闲阶层。
中国要向消费型社会转型，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乃至意识形态的问题。能不能容纳“炫耀性消费”，或者将“炫耀性消费”转化为正常的社会消费行为，是考验一个消费型社会成熟度的重要标志。的确，炫耀性消费具有双刃剑，一方面它刺激了消费，带来了经济增长动力，同时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消费内卷、面子工程与消费者的囚徒困境。在一个分配不平等的社会，炫耀性社会很容易激发社会矛盾。
在中国房地产高歌猛进，经济处于泡沫繁荣，社会大众的收入普遍提高的阶段，奢侈品、豪车、名贵服装等炫耀性消费在促进消费繁荣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就业和生意的繁荣，带来普遍的消费升级。但当房地产泡沫期转入破灭期，高质量发展的总路线下，炫耀性消费既失去了物质基础，又失去了社会宽容度。社会总消费就很容易陷入消费降级的趋势之中。
成都、长沙等消费型城市中，有闲群体的数量都比较大，因此也有普遍的消费繁荣。房地产转型期，贵州村超、淄博烧烤、东北文旅、江苏足球联赛等消费潮流的涌现，本质上都是有闲群体的兴起与集聚在社会集体消费风潮中的映射。
放下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正确看待有闲阶层以刺激消费，让消费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深刻的思想解放，需要政策设计理念的重大转变。消费型社会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内外部环境。如果国家安全受到挑战，外部形势不稳，决策者恐怕不会让老百姓的吃喝玩乐等消费活动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相反，则是继续提高国家重器方面的投资。从治理结构上，消费是向微观个体的一种“放权”，这与中心化的治理结构也并不兼容。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生产力落后和供给不足的矛盾，而是分配结构失衡和需求不足的矛盾，未来十年，中国将面临长期结构性过剩和就业不足的压力，同时也将出现最大的“有闲人群潮”——每年新增的一千多万就业不足的年轻人和一千多万离开工作岗位的退休人员。经过几年的累积，这两大有闲群体的人数都会过亿，退休人员当然会更多。
这两大群体有两个共同的特征：时间相对有闲，收入明显下降。生育规划的断层造成人口曲线的非平滑延展，新就业人口的猛增导致岗位严重不足和收入整体下降。如果物价和收入缩到一定程度，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就会发生再平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或被动退出正式职场，愿意从事时间相对自由宽松但收入较低的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婴儿潮五十年后迎来退休潮，退休人员从领工资到领退休金，体制内养老金替代率为70%，相当于收入下降30%；体制外替代率更低，大约在30%，收入相当于降低70%。全国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为45%，相当于每年新增一千万群体收入下降55%。
两个群体加总到一起，将会造成严重的宏观后果：中国每年新增近两千万的“有闲阶层”，对中国的消费、投资和劳动生产率都将造成巨大的影响。“时间相对宽裕+收入明显下降”这两个特征的结合，将塑造中国特有的消费结构：财务费用较高的重型消费大幅下降，时间耗散较高但花费较少的轻型消费类别则大幅上升。这种轻型消费的典型代表是：奶茶、电影、演出、体育、旅游、户外、游戏、泡泡马特等新产品和新服务。
时间变得便宜，意味着利率和资产收益率的不断走低，决定了有效需求不足将是长期矛盾。如何避免陷入通缩陷阱，是每一个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国家的重大课题。中国马上开始“十五五规划”时期，面对新的发展主题和主要矛盾，向消费型社会转变是客观规律使然，也是一个必然趋势。然而，过去十四个五年计划，都是围绕投资、建设、产业、科技攻关等生产端和供给侧。在当前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黑发和银发两大有闲阶层大量出现的情况下，迫切需要转变到消费端和需求侧。
其中，重新大力提倡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丰富包括财产性收入在内的收入结构，加快向消费者倾斜的收入分配改革等新的发展模式，是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重要课题。在这个过程中，重视两大有闲群体的经济行为和利益诉求，特别是机会平等和养老金并轨两大领域的改革，不仅事关中国未来的消费复苏和高质量发展，也关系到基本的社会稳定和治理安全。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