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五五”规划建议当中，中央首次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纳入下一个五年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充分彰显出对于“内需主导、消费拉动”的高度重视。
所谓居民消费率，就是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大体处于39%左右的水平。倘若放眼全球，这一数字并不算高——美、英、 德、日等发达国家普遍处于50%~70%的水平，而全球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55%左右。居民消费率偏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短板，与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在优势也不相匹配。
放眼当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增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在此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通过不断扩大内需来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提高居民消费率正是其中的关键一环。而从国内发展阶段看，我国人均GDP近年来不断提升，经济正从投资驱动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亟需消费接力成为增长新引擎，这既是减少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循环难题的关键。
“十四五”期间，我国消费市场发展成就引人瞩目：2020~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5.5%，服务消费占比达 46.1%，我国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地位稳固等等。在此基础上，将居民消费率纳入核心目标，本质上是要把这种规模优势转化为制度性增长动能，并通过消费升级倒逼供给侧改革，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当然，想要在“十五五”期间真正推动居民消费率显著提升，我们还需要在政策层面多维度系统性发力，至少要涵盖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夯实消费能力，发挥收入与就业的双轮驱动。
消费能力的提升根植于稳定的收入增长与就业保障。“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两个同步、两个提高”：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需要构建多层次收入提升体系，包括：在初次分配中，通过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工会协商机制完善保障普通劳动者收入；在再分配中，推进税收改革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在三次分配中，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等等。
就业是收入的源头活水。针对当前结构性就业矛盾，需实施精准就业政策：对青年劳动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解决“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错配问题；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新模式，提高零工经济就业正规化程度；通过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实现“就业→ 增收→ 消费”的正向循环。总而言之，稳就业促增收是消费的前提，只有筑牢就业根基，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消费能力。
第二，释放消费意愿，增进供给与环境的双向优化。
优质供给是激发消费意愿的核心抓手。“十五五”期间需推动商品消费实现“从量到质、从有到优”的升级，在汽车、家电等传统领域可以考虑延续以旧换新政策，而在服务消费领域需要以放宽准入为突破，扩大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服务供给，顺应服务消费占比持续提升的趋势。
消费环境的改善也需要制度创新的支撑。一方面，要破除市场壁垒，清理汽车、住房等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另一方面，要优化消费生态，完善带薪错峰休假制度，创新消费场景等等。针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则需建立适应性监管框架，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让消费者能够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第三，稳定消费预期，促进保障与改革的双重支撑。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能有效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在“十五五”期间，可以着力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同时提高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这需要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民生领域加大投入，减少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支出压力。
制度性改革是稳定预期的长远之策。在住房领域，需要通过保障房建设、房贷利率优化等措施，缓解居民住房支出压力，修复因房价调整受损的资产负债表；在市场体系建设上，要以“破立并举”之势推进统一制度规则、统一监管体系，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在政策实施上，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可考虑推出万亿级别收入补贴或通用消费券，精准滴灌低收入群体。这些举措能从根本上增强居民消费安全感，让“敢消费”成为社会共识。
第四，拓展消费空间，推动创新与开放的双向发力。
消费场景创新是挖掘消费潜力的重要途径。应当顺应数字化趋势，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即时零售、直播电商等新业态，打造智慧商圈、夜间经济等消费新场景，强化“购在中国”品牌打造，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既拓展国内消费空间，又吸引入境消费，实现“内外循环”的消费联通。
新质生产力发展也可以为消费升级提供技术支撑。例如，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能源等产业的突破，既能创造智能家居、健康医疗等新型消费需求，又能通过供应链优化降低消费成本。而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还可以催生更多的新经济形态和新消费业态，继而创造更多的新型就业岗位，如此同样有助于提升居民收入，促进消费的增长。
其实除了经济增长的范畴外，“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还具有更深层次的价值，其本质上是衡量发展成果共享程度的重要尺度——要知道，消费率的提升过程，亦是民生改善的过程，就像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消费升级路径，背后正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消费品质的不断提高；而服务消费占比的上升，也体现着人们从物质满足到精神追求的需求升级；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彰显着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等等。从这个角度看，提高居民消费率与满足居民美好生活向往紧密相连，其意义不仅限于经济增长，更在于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美好，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绝佳诠释。
总而言之，站在“十五五”即将到来的历史节点，大力推动“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堪称是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不仅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更是实现共同富裕、提升人民福祉的关键路径。展望未来，当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当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得到释放，我国经济必将获得更强劲的内生动力，继而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本文作者介绍：星图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科院管理学博士，专注研究消费零售、数字经济、产业经济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