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众瞩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胜利召开。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开局的关键时间节点，此次会议在总结2025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对2026年经济工作作出系统性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在政策部署方面，给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与指导性的新提法，反映出管理层在推动经济工作过程中的新思路，既紧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现实挑战，也着眼于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长远目标，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战略考量与政策逻辑。
一、宏观统筹新思路：应对内外挑战的系统性思维升级
此次会议在宏观统筹层面最引人关注的新提法，当属“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这一表述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对当前复杂国际经贸环境的精准回应。
2025年的国际市场可谓是颇不宁静，个别国家滥施关税冲击全球经贸秩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盛行，国际经贸增长不稳定不确定性显著加大，我国外贸外资发展面临较大压力。此次会议明确将“国际经贸斗争”与“国内经济工作”并列纳入“更好统筹”的范畴，进一步凸显了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以及中央主动应对外部挑战的战略定力。
从政策逻辑来看，“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本质上是通过强化内外协同，以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应对国际经贸领域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通过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国内经济基本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国际经贸合作中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通过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数字贸易与绿色贸易、深化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举措，主动参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在复杂的国际经贸博弈中争取主动权。这一统筹思路既避免了闭门造车的窘境，也规避了被动应对的风险，形成了以内稳外、以外促内的良性互动格局。
在宏观政策取向层面，会议提出“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新表述，替代了去年“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内容，这一调整同样是根据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而作出的精准优化。
就2025年来看，我国经济虽然顶住了一系列压力稳步前行，但“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之间仍存在不平衡，部分行业存在低水平同质化竞争，资源配置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而此次会议“提质增效”的说法，可能意味着2026年宏观政策将从注重规模扩张进一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引导金融资源流向重点领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举措，继而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此外，会议首次提出“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一创新举措旨在解决以往政策协同性不足的问题——毕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财政、货币、产业、环保等政策之间若缺乏有效协调，可能出现政策效应相互抵消的情况。例如部分地区在环保政策执行中“一刀切”，对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不必要冲击；而通过一致性评估，能够确保各项政策在目标导向、实施节奏、作用领域上相互衔接、形成合力，避免政策“合成谬误”的发生，从而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与此同时，这一评估机制也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让企业和居民更清晰地把握政策导向，增强发展信心。
二、政策工具新思路：从总量调控到精准滴灌
财政政策领域，会议提出“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且相较于以往新增了“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等要求，体现了财政政策从普惠式支持向精准化发力的转变。
从现实背景来看，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持续扩大，地方财政压力逐渐显现，部分地区存在税收优惠政策不规范、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不仅影响了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而“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的提出，意味着未来财政支持将更加聚焦民生保障、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避免“撒胡椒面”式的资金分配，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值得注意的是，“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的再次强调，及其与“规范财政政策”相结合，背后蕴含着保障财政可持续性的深层逻辑。基层“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若基层财政出现困难，可能导致民生服务断档、公共服务能力下降。2025年部分地区由于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导致债务压力加大，基层“三保”面临一定挑战。此次会议提出“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一方面旨在通过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加大对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直接缓解基层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规范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从源头上增强基层财政可持续性。
货币政策领域，会议在“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新增了“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等内容，凸显了货币政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精准应对。
2025年我国物价水平整体持续在低位运行，部分月份CPI同比涨幅不足1%，反映出国内有效需求仍有待提振。将“物价合理回升”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意味着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通过增加市场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推动物价回归合理区间，避免陷入通缩风险。
从政策工具来看，“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的提出，打破了以往货币政策谨慎调整的惯性，体现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主动应对性。实践层面看，降准能够直接增加金融机构可用资金规模，引导其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降息则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居民信贷利率，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居民增加消费。
同时，会议强调“保持流动性充裕，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旨在解决以往货币政策传导梗阻问题。部分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规避考虑，将资金集中投向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通过畅通传导机制，能够确保流动性真正流向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发挥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
此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相结合，也体现出货币政策的新逻辑：一方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增加市场流动性，可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一定贬值压力；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过度波动会影响外贸企业经营和国际资本流动。会议提出这一目标，意味着央行将在稳增长与稳汇率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宏观审慎管理、外汇市场调节等手段，避免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金融环境。
三、改革发展新思路：破解深层矛盾与培育新动能并进
在科技创新领域，会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等新举措，标志着我国科技创新布局从分散发展向集中突破的转型。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日趋激烈，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仍是制约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资源集聚、产业基础雄厚、人才储备丰富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建设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能够通过集中整合创新资源，推动跨区域协同创新，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我国科技创新的战略支点。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的提出，则是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举措。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已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制造业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化，但仍存在技术与产业融合不充分、治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人工智能+”的拓展，意味着将人工智能技术更广泛地融入实体经济各领域，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例如在制造业中通过人工智能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在服务业中通过人工智能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同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的要求，体现了发展与规范并重的政策思路，通过建立健全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数据安全管理制度，防范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带来的风险，确保其健康有序发展。
在改革攻坚领域，“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是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从现实背景来看，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虽取得一定进展，但部分地区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等问题，导致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部分行业出现“内卷式”竞争，例如新能源汽车行业存在低端产能过剩、价格战频发等现象，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也阻碍了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意味着将统一大市场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通过破除地方行政壁垒、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推动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背后，蕴含着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图。“内卷式”竞争的本质是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往往采取降价、降低质量等手段，导致行业整体利润率下降，研发投入不足，阻碍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整治“内卷式”竞争，并非限制市场竞争，而是通过完善市场规则、加强反垄断监管、引导企业聚焦创新等举措，推动竞争从“价格“转向“质量与技术”的竞争，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高端产品和服务，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同时，这一举措也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呼应，通过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壮大提供空间。
此外，会议提出“制定和实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在以往“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改革举措。
国资国企改革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部分国企存在的效率不高、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能够通过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举措，增强国企活力和竞争力，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民营经济方面，尽管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就业、创新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仍面临市场准入壁垒、融资难、产权保护不足等问题。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能够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打破市场准入限制，拓宽融资渠道，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推动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四、风险化解与民生保障新思路：守牢底线与增进福祉的统筹
在房地产市场调控领域，会议提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等”“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较于以往“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的表述，更加强调存量优化与模式转型。
从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来看，部分城市商品房库存积压严重，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去化周期大多较长，同时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难以满足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创新举措，一方面能够快速消化存量库存，缓解房地产企业资金压力，防范房企债务风险，另一方面能够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继而改善民生，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提出，体现了房地产调控向着差异化治理的转变。不同城市房地产市场情况差异显著，一线城市和核心二线城市住房需求仍较旺盛，而三四线城市面临库存高企、需求不足的问题。若继续采取统一的调控政策，可能导致部分城市调控过度或调控不足。“因城施策”能够让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市场供需情况，灵活调整土地供应规模、信贷政策、限购措施等，例如库存高企的城市减少新增房地产用地供应，需求旺盛的城市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从而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是此次会议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核心亮点，背后蕴含着推动房地产行业转型的深层逻辑。长期以来，我国房地产行业依赖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发展模式，不仅积累了大量债务风险，也导致行业发展与实体经济脱节。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城镇化速度放缓，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构建新发展模式，意味着房地产行业将从依赖土地财政转向注重品质提升，从开发销售为主转向租购并举，通过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推进城市更新、提升住房品质等举措，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实体经济、民生需求的协调发展。同时，新发展模式也将推动房地产企业向轻资产运营、物业服务、养老地产等领域转型，培育新的增长点。
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方面，会议提出“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督促各地主动化债，不得违规新增隐性债务”“优化债务重组和置换办法，多措并举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进一步细化了化债举措。
2025年以来，部分地方政府由于土地出让收入下滑、财政支出压力加大，债务风险有所上升，若不及时化解，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督促各地主动化债”的提出，意味着地方政府将从被动偿债转向主动化债，通过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降低债务规模。“不得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则是从源头上防范债务风险，严禁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违规担保等方式新增隐性债务，确保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优化债务重组和置换办法”的创新举措，为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提供了新路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作为地方政府融资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经营性债务，部分平台由于盈利能力不足，难以偿还债务。通过债务重组和置换，能够将高成本、短期债务转换为低成本、长期债务，减轻融资平台偿债压力，同时引入战略投资者，改善融资平台经营状况，提高偿债能力。这一举措既避免了“一刀切”式的债务处置对市场造成的冲击，也为融资平台转型发展创造了条件。
五、结语
总而言之，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立足“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开局的关键节点，围绕宏观统筹、政策工具、改革发展、风险化解与民生保障四大维度，提出一系列创新性政策提法，为2026年经济工作锚定了方向。
宏观层面，会议首次明确“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以“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替代旧有表述，并建立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既强化内外协同以抵御外部经贸风险，又聚焦发展质量，破解政策协同性不足的难题。政策工具上，财政政策向精准化转型，强调规范财税补贴、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货币政策则新增物价回升目标，明确灵活运用降准降息等工具，兼顾稳增长、稳汇率与疏通资金传导梗阻。
改革领域，会议推动科技创新向集中突破转型，布局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并深化“人工智能+”；同时以法治手段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整治“内卷式”竞争，细化国资国企与民营经济改革举措。风险化解与民生方面，房地产调控转向存量优化与模式转型，鼓励存量商品房转保障房；地方债务化解则强调主动化债与债务重组，筑牢金融安全底线。
展望2026年，上述新思路必将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内外统筹的宏观框架将夯实经济基本盘，精准化政策工具将激活市场活力，科创与改革举措将培育新质生产力，而风险防控举措则为发展保驾护航，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经济在质量、结构、效益的协同提升中行稳致远。
(本文作者介绍：星图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科院管理学博士，专注研究消费零售、数字经济、产业经济等领域。)
